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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7章 不就几个烂怂土人?

第317章 不就几个烂怂土人? (第1/2页)

作为女性,章德宁和王安忆实在是没办法不去喜欢戴凤莲这样一个女性角色。
  
  或者在《红高粱》这篇里,她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身性别的超越。
  
  虽然还有着一定的狭隘。
  
  譬如戴凤莲最引以为傲的,还是她6岁就被缠上的一双小脚。
  
  这也说明,意识形态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  
  “同期发出这么多篇文学评论,看来《人民文学》很重视《红高粱》这部啊。”章德宁说。
  
  1982年第6期的《人民文学》上,当期不仅刊载了《红高粱》的,还有整整三篇《红高粱》的评论文章。
  
  且,作者都是文学评论界的评论大家。
  
  像是文学批评家李陀《感觉和创造性想象——关于中篇“红高粱”》:
  
  “.
  
  《红高粱》写得美而大气,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。
  
  《红高粱》视角下的抗日战争,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以八路军、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。
  
  江弦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的主角。
  
  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,而他们自己的生活,则是敢爱敢恨,嫉恶如仇,充满着一种《水浒传》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。”
  
  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说。
  
  余占鳌是混不吝的性子,因为喜欢九儿,就杀掉了单家父子,这样一个土匪似得人物,又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,扛起枪杆子组织抗日。
  
  这样的人可不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,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视角。
  
  名声大一点的,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.
  
  除了李陀,《人民文学》还刊发了阎纲同志,以及他们《京城文学》主编王濛的文学评论。
  
  王濛在评论文章当中高度评价了《红高粱》这篇,他说:
  
  “江弦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。
  
  从《红高粱》这部中,我看到了江弦叙事一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。
  
  阅读过后,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,就像喝了中写到的高粱酒,而且喝得很酣畅。”
  
  《人民文学》每期不到20万字的篇幅,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内容,几乎都是《红高粱》这篇以及对其的探讨和评价。
  
  章德宁和王安忆作为编辑,自然明白,这样重量级的阵仗,说明《人民文学》内部有多么重视这样一篇《红高粱》。
  
  而在她们看来,《红高粱》本身的质量,也确实值得《人民文学》不遗余力的为其助势。
  
  “安忆,你那篇寻根文学作品写的怎么样了?”章德宁想起不久前王安忆也在构思的一篇“寻根”文学作品,跟她打听起来。
  
  王安忆面色一窘,咕哝着说,“还在写着。”
  
  此刻她一想起不久前自己对那篇《小鲍庄》的洋洋得意,就觉得脸有些发烫。
  
  同为“寻根”,同为乡土气息浓厚的题材。
  
  江弦交出的答卷太过完美,以至于王安忆如今觉得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看起来那么可笑。
  
  再想到不久之前,她还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在寻根文学领域的造诣和领悟,足以追赶上江弦的步伐,能够做他的对手。
  
  看过《红高粱》以后,王安忆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,醒悟过来。
  
  她哪算得上是江弦的对手?
  
  对手是那种一会前,一会后,你追我赶的那种。
  
  她和他是那种,江弦库库往前,她连他影子都追不着,越甩越远。
  
  这是对手?
  
  王安忆是真的有点沮丧。
  
  这会儿但凡是文化界有了解的人,在评判文学创作成绩,恐怕都不会将她这个江弦的同龄人和他放在一起比较,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。
  
  真要比一下,只能找个不了解文学的人来做裁判。
  
  因为王安忆好像就长的显得还比较厉害。
  
  跟江弦俩人往那一站,冷不丁给人感觉她才是《红高粱》的作者。
  
  “你也不用太妄自菲薄。”
  
  章德宁看出王安忆的自闭,开口劝慰:“踏踏实实写伱自己的东西就好,不用受别人的影响,《红高粱》虽然精彩,但那毕竟是江弦写的。”
  
  章德宁的意思很明显,她很担心王安忆在被《红高粱》震撼到以后,放弃自己原有的风格,转而追求酷似江弦的文字和句子。
  
  在她看来,江弦那种惊世而出的叙述方式,是不可模仿也没办法模仿的。
  
  如果王安忆追求那样的东西,按照江弦的方式写,那她将永远都只是江弦门下的一个小喽,永远没办法实现突破。
  
  章德宁的提醒非常及时,王安忆很快醒悟过来。
  
  是啊,那毕竟是江弦啊。
  
  他的语言是很多人公认为艺术的水准。
  
  她又何苦一定要将他视作目标?一定妄图着对他实现超越呢?
  
  想通这一点,王安忆苦笑一声,终于觉得心中顺畅许多。
  
 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章德宁和王安忆都很关注《红高粱》这篇在读者以及文化界内引起的反响。
  
  而阐述江弦必定在社会上受到欢迎并引起极大的轰动的“江弦现象”,也一如往常的被验证。
  
  《红高粱》横空出世以后,《当代作家评论》这部在全国影响力巨大的文学评论类双月刊,于1982年第3期上一次性推出四篇评论江弦作品的文章,并全都是对《红高粱》这篇进行专论。
  
  评论家雷达《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——论“红高粱”的艺术独创性》:
  
  “惊异于作者江弦想象力的奇诡丰赡,他笔下战栗着、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,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,而且是不灭的魂灵。”
  
  李清泉《赞赏与不赞赏都说——关于“红高粱”的话》:
  
  “我觉得《红高粱》是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,驰名的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某些部分,可以和《红高粱》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。”
  
  季红真《忧郁的土地,不屈的精魂——“红高粱”》:
  
  “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,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,这在如今正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格外抢眼。”
  
  作家从维熙《“五老峰”下荡轻舟——读“红高粱”有感》:
  
  “在老题材下开拓出新意”,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下“忽而荡出一叶小舟”的潇洒之作。
  
  “五老峰”就是编者按中提到过的革命历史战争题材“五老峰”:老题材、老故事、老典型、老主题、老手法。
  
  从维熙一句“五老峰下荡轻舟”,将《红高粱》这部在当今时代的文学意义勾勒了个完全。
  
  《红高粱》掀动满城风雨,江弦却和朱琳,以及《车水马龙》的剧组,一起坐上前往SX省首府的火车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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