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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9章 陕军

第319章 陕军 (第2/2页)

这一次让她登台亮相,也是释放一个信号弹,告诉文艺界:
  
  一个敏感的时期要过去了。
  
  文化艺术可以开始向着更多元的面貌发展了。
  
  这种环境的信号对江弦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
  
  因为《红高粱》这篇比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来的更“大逆不道”,是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。
  
  为什么重新理解呢?
  
 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
  
  老战争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,基本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,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。
  
  但是当年那些上过战场、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已经慢慢退出时代了。
  
  现在文坛的中流砥柱,大部分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。
  
  既然都没经历过,那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写,就算是逼死作者也写不过老一辈那些人啊。
  
  所以要重新理解,用新的手法创作。
  
  这种创作上的突破,必须要和时代的轨迹吻合。
  
  就说《红高粱》这本,放到一年以前,打死江弦他也不敢发表出去。
  
  但在现在刊发,这就有点像顺水推舟,基本没什么风险。
  
 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,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。
  
  就像是上月《红高粱》在《人民文学》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,徐中玉在《中青报》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《感觉和创造性想象——关于中篇‘红高粱’的通信》,隆重推荐《红高粱》这篇。
  
  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,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《红高粱》这篇。
  
  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,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。
  
  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《中青报》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,标题就是《怎样才叫宽松》。
  
  由此可窥一斑。
  
  对于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《红高粱》,徐中玉和《中青报》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,无异于雪中送炭。
  
  颁奖结束,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。
  
  江弦摸了摸奖杯,忍不住感叹,“还是搞电影的大方,我拿了那么多届全国优秀,也没到手一个奖杯。”
  
  对这个最佳编剧奖,他还是非常珍视的。
  
  百花奖以前有最佳编剧奖,第一届给了夏衍和水华,第二届给了李凖
  
  如今他拿到手的虽然是金鸡奖,但也是如今仅有的编剧奖项。
  
  从某个角度看,这也是百花最佳编剧的延续。
  
  一想到夏衍、李凖这些人赋予编剧奖项的意义和荣耀,江弦就感到一种极大的光荣。
  
  “夏衍同志给我写信了!”朱琳兴冲冲的给江弦说。
  
  不论是夏衍的身份,还是他在电影界代表的地位,还是他作为金鸡奖评委会名誉主任委员.
  
  他的来信足以令任何演员欢欣鼓舞。
  
  “写什么了?”
  
  “你看。”
  
  江弦从朱琳手上接过信件。
  
  他仔细看了一遍,老一辈的艺术家写信还是习惯于从右往左、从上往下的行书。
  
  信的内容大概就是祝贺朱琳获奖,勉励她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复兴和进步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”。
  
  “这是夏衍同志认可了你,对你的鼓励。”江弦也为朱琳感到高兴。
  
  “收好吧,这是老爷子亲笔的手稿,值得珍藏起来。”
  
  这信自然是相当珍贵。
  
  要知道,写这封信的这双手,还写出过《春蚕》《在烈火中永生》《祝福》《林家铺子》这些个电影剧本。
  
  更珍贵的是,他还写出了那么多在危急存亡时的呼吁和批判。
  
  授奖结束以后,一行人又赴陕北老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。
  
  陕西这片土地上,承载着深厚的红色基因,这自然是要好好学习一番的。
  
  等再回到西安,路遥便找了过来。
  
  “报纸上都传开了,都知道你拿了金鸡奖。”路遥语气里很是羡慕,“有奖金没?”
  
  “哪有那种东西。”江弦轻笑着说。
  
  在后世拿了金鸡奖给钱,这钱也不是奖金,奖项本身并不提供奖金,确切的说是一种扶持,或者说是奖励。
  
  参考标准的话,“五个一”工程奖600万,华表奖500万,金鸡、百花影片奖300万、个人奖50万,拿了奥斯卡金像奖或是A类电影节,直接给你200万。
  
  另外破5亿票房给400万。
  
  破10亿票房给600万。
  
  明星很少有奖金破百万的,破了的基本有名有姓。
  
  刘德华拿过五次金像奖、一次华表奖,算下来300万。
  
  再找就是张译、邓超、周迅这些了,也都破百万。
  
  国际章应该最多,拿了三次华表、三次百花,还有一次国际电影节,大概到手600万。
  
  能跟国际章比的估计不多.金锁能拼一下?
  
  不过已经被清算了。
  
  路遥在陕西作协主办的《延河》杂志担任编辑,这会说什么也要拉着江弦过去参观参观。
  
  江弦既然到了西安,自然也想见识见识号称“小《人民文学》”的《延河》。
  
  于是非常爽快的跟着路遥过去。
  
  这会儿已经快到八月。
  
  西安的天气非常炎热,梧桐树上知了不停地叫唤。
  
  江弦在西安最大的感受就是,贾平凹这个作家,写的东西如何有待商榷,但是把西安叫成“废都”,这是真挺贴切。
  
  从西安钟楼出发,往东大概两公里,进到建国路,再往南大概一百多米,坐东朝西,一座掩映在新老交替、高低参差的楼房群中的独门小院映入江弦眼帘。
  
  建国路83号,高桂滋公馆。
  
  也是SX省作协。
  
  建筑中西合璧,一座二层小楼和三座四合院相通相连。
  
  三座四合院从东到西分别为1、2、3号院。
  
  1、2号院用于机关办公和专业作家创作,3号院便属《延河》编辑部。
  
  这里汇聚着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支劲旅
  
  ——陕军。
  
  院子很大,路遥拉着江弦往里走,唾沫飞扬的讨论着他那篇《红高粱》。
  
  走在前面的陈忠实听到声音,回头朝二人看了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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